沈砚失踪了三个月。

这三个月里，上海的天好像塌了一块。日本兵的卡车在街上横冲直撞，法租界的铁丝网越拉越高，报纸上每天都有“清剿抗日分子”的新闻。苏晚每天都去醒狮书店，刘老板总是摇摇头，递给她一杯热茶，什么也不说。

她把所有的担心都藏在琴声里。在慈善晚宴上，她不再拉那些风花雪月的曲子，而是选了《松花江上》。当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的旋律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响起时，有人皱眉，有人假装没听见，还有个穿军装的日本军官拍着桌子叫骂。

周明轩在后台找到她，脸色阴沉：“苏晚，你不要命了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敢拉这种曲子！”

苏晚卸下琴弓，平静地看着他：“音乐没有错。”

其实她心里清楚，她是在等。等沈砚回来，等他知道她没有辜负他的托付，等他听见这琴声里的牵挂。

十二月的一个清晨，琴房的窗户被轻轻敲响。苏晚正对着谱子发呆，听见声音猛地抬头，看见沈砚站在窗外的巷子里。他穿着件灰色棉袍，瘦了很多，脸颊上多了道浅浅的疤痕，眼神却比从前更亮，像雪地里的星星。

她几乎是扑过去打开窗户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她头发乱舞。“你回来了！”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沈砚点点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只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他告诉她，那天他跳上一辆运煤的卡车，一路躲到苏州，在乡下养伤，最近才敢潜回上海。“油纸包送到了，很重要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没事就好。”苏晚伸手想去碰他脸上的疤，又硬生生缩了回来。

沈砚却抓住她的手，紧紧地攥着，他的手很凉，掌心全是茧子。“晚晚，我要走了。”

苏晚的心猛地一沉：“去哪？”

“西北。”他的声音很稳，“那里有我们的队伍，有枪，能真刀真枪地打鬼子。上海不能待了，巡捕房一直在找我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苏晚脱口而出。

沈砚愣住了，随即摇头：“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路上全是关卡，而且那边很苦，吃的是小米，住的是窑洞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”

“我能。”苏晚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能吃苦，我会给伤员包扎，会教孩子认字，我还能拉琴，像《欢乐颂》那样，给大家鼓劲。沈砚，我不想再站在这里等你，我想跟你一起走。”

她的眼神太坚定，像淬了火的钢。沈砚看着她，看了很久，久到苏晚以为他会拒绝，他忽然把她拥进怀里。他的怀抱很单薄，却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，混着淡淡的尘土味和硝烟味。

“好。”他在她耳边说，声音有些发哑，“我们一起走。”

出发前的那个晚上，苏晚给父亲写了封信。她没说要去哪里，只说自己找到了想做的事，让他保重身体。她把《战争与和平》放进背包，又带上了那把意大利古琴。琴盒很重，但她抱得很紧。

沈砚在弄堂口等她，穿着件黑色棉袍，背上背着个帆布包。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棵沉默的树。苏晚跑过去，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很凉，却握得很紧。

他们没坐火车，沿着城郊的小路走。白天躲在破庙里，晚上借着月光赶路。苏晚的脚磨出了水泡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，可她没说过一句累。沈砚总是背着她走一段，他的肩膀不算宽，却很稳，苏晚趴在他背上，能听见他沉稳的心跳。

走到长江边时，他们在渡口等船。江风很大，吹得苏晚的围巾乱飞。沈砚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枚用铜片磨成的戒指，边缘不太规整，却闪着温润的光。

“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耳朵红了，“等打跑了鬼子，我一定给你买个金的，镶上宝石。”

苏晚伸出手，让他把戒指套在无名指上。铜片贴着皮肤，凉丝丝的，却烫得她眼眶发热。“这个就很好，”她说，“比什么宝石都好。”

船来了，汽笛声在江面上回荡，像头呜咽的巨兽。沈砚扶着她上船，站在甲板上，看着上海的方向越来越远，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黑点。苏晚靠在他怀里，听着江水拍打船身的声音。

“沈砚，”她轻声说，“遇见你之前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练琴、演出、嫁人，像按乐谱过日子。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心里装着一个人，装着这片土地，是这么烫的感觉。”

沈砚低头，在她额头上印下一个吻，很轻，却重得像个承诺。“晚晚，等胜利了，我带你回上海，回你的琴房，听你拉一辈子的琴。”

江风吹起他的衣角，也吹起苏晚的头发。远处的天空泛着鱼肚白，像是有光正在慢慢亮起来。苏晚看着无名指上的铜戒指，心里很踏实。她知道前路很长，或许会有枪林弹雨，或许会有艰难困苦，可只要身边有他，有这枚戒指，有心里那点不灭的光，她就什么都不怕。

我亲爱的你，这一路，我们一起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