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周后的霞飞路书店，苏晚踮着脚够顶层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指尖刚要碰到书脊，一只手先她一步把书抽了下来。

“托尔斯泰的书，还是精装本。”

苏晚回头，撞进沈砚含笑的眼睛里。他换了身藏青色学生装，洗得有些发白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却比上次的灰布短打更显清俊。阳光透过书店的玻璃窗，在他发梢上镀了层金。

“沈先生。”苏晚接过书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，像有微弱的电流窜过，麻酥酥的。“你的伤……”

“好多了，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右臂，“托苏小姐的福。”

他们在书店靠窗的位置站着聊了很久。沈砚话不多，但总能在她说到兴头上时，递上一句恰到好处的话。苏晚发现他知道很多事——知道巴黎拉丁区某个咖啡馆的露天座位能看见圣母院，知道《泰晤士报》第三版角落的战事分析比头版的宣言更有用，甚至能哼出她上周在宴会上拉的《沉思》。

“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”苏晚忍不住说。

沈砚笑了笑，拿起她手里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：“喜欢安德烈公爵？”

“嗯，”苏晚点头，“他在战场上的时候，心里还装着娜塔莎，装着他的庄园。”

“心里装着东西的人，才不容易倒下。”沈砚的目光落在书页上，声音轻了些，“不管是装着人，还是装着别的。”

那天分别时，沈砚递给她两张票。“工部局交响乐团明天演《第九交响曲》，一起去？”

苏晚捏着那张印着金色音符的票，心跳得像打鼓。她点了点头，看着沈砚转身走进人流，藏青色的身影很快被穿西装旗袍的人群吞没。

音乐会的大厅里坐满了人，空气中飘着香水和雪茄的味道。当“欢乐颂”的旋律响起时，苏晚偷偷看了眼身边的沈砚。他微微仰着头，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，下颌线绷得很紧，像是在用力听着什么。

散场后，他们走在静安寺的林荫道上。夏末的晚风带着热气，吹起苏晚的长发。“每次听《欢乐颂》，都觉得好像有股劲，能让人忘了烦心事。”苏晚说。最近报纸上全是华北的消息，法租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，父亲总在饭桌上叹气。

“劲不是从音乐里来的。”沈砚忽然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她，路灯的光落在他眼里，亮得惊人，“是从心里。心里有光的人，再黑的路都能走。”

苏晚的脸微微发烫，低下头：“你心里的光是什么？”

沈砚沉默了几秒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：“是想让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不用再躲躲藏藏，不用再背井离乡。”

那一刻，苏晚忽然明白了。他胳膊上的伤口，他身上的草木灰味，他偶尔接到电话时骤然绷紧的脸，全都说得通了。他不是普通的学生，他是那些在报纸角落里被称为“抗日分子”的人。

这个认知让她有点害怕，却又有种莫名的冲动，想离他再近一点。

之后的日子，他们常常见面。有时在书店，有时在公园的长椅上，沈砚偶尔会带她去外滩，看黄浦江上来往的船。他会给她讲北方的胡同，讲城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，讲冬天结了冰的护城河。

“等将来，我带你去北平看长城。”他说，眼睛望着远处的船帆。

苏晚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暖暖的。她开始在父亲的诊所帮忙时，留意那些来看外伤的“可疑”病人，悄悄把绷带和消炎药藏起来。沈砚偶尔会来拿，每次都塞给她一本书，有时是泰戈尔的诗，有时是鲁迅的杂文。

父亲察觉到了她的变化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他把她叫到书房，红木书桌上摊着几份报纸，全是关于“抗日分子”被逮捕的新闻。

“晚晚，那个姓沈的年轻人，你离他远点。”父亲的声音很沉，“我们苏家在上海立足不易，别惹祸上身。”

苏晚没说话，心里却像堵了块石头。她想起沈砚说“心里有光”时的眼神，想起那些在诊所里见过的、胳膊上带着枪伤却眼神坚定的年轻人。她做不到像父亲说的那样，只守着自己的琴房过日子。

九月的一个傍晚，沈砚突然敲开了她的门。他脸色苍白，嘴角有血迹，额角还有块淤青，身后隐约传来警笛声。

“帮我个忙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，塞到她手里，包得很严实，摸起来像本书，“送到静安寺路的醒狮书店，交给刘老板。”

苏晚的手抖得厉害，掌心全是汗。“你要去哪？”

“我引开他们。”沈砚伸手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，指尖带着凉意，“别担心，我会回来的。”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，像是要把她的样子刻在心里，然后转身冲进了旁边的小巷。

警笛声越来越近，红蓝交替的灯光在墙上晃来晃去。苏晚深吸一口气，把油纸包塞进琴盒夹层，抱着琴盒走出家门。经过巷口时，她看见几个巡捕正往沈砚消失的方向追，脚步慌乱，却故意挺直了腰板。

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琴盒里的油纸包硌着肋骨，像一块正在发烫的烙铁。她不知道沈砚能不能回来，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踏出去会面临什么，可她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她心里的光，和他的，再也分不开了。